怀念和上海知青在一起的岁月

1972年冬天,我们翠峦林业局来了几百名上海知青,都分配到各林场经营所小工队。

我们抚育河林场分来三十多名上海知青，他们来的时候，少数人带了军大衣，大多数人都穿着单薄。

也许他们对东北冬季没啥概念，里边只套着毛衣毛裤没有棉服，有的只是穿着绒衣线裤，裤子下方都是喇叭型的，当他们走下汽车时已冻得瑟瑟发抖。

林场早已把宿舍的大铁炉烧得暖暖的，欢迎上海知青的到来。几天后翠峦局劳动部门就给他们发了新棉衣。棉衣是蓝色劳动布做的，厚厚的，穿在身上暖暖的。

但样子不美观，肥肥大大的，有的知青宁可挨冻也不愿穿，后来冻得不行还是穿了。

上海知青来后和我们翠峦当地知青在一起，安排在林场青年队，分在各个班组，男女搭配，每个工组十几人，由几名老工人带着上山场干活。

春天栽树，夏天抚育。秋后就上山修冻板道（冬季运材路），冬天就开始上山采伐。

我们从事的都是和林场有关的活，伐木、打枝、归楞（把四米或二米的原木抬到路边，用马套子、拖拉机运到装车场）、清林，打带、打柈子等。

男知青多数跟着老工人伐木抬木，而我们女知青大都干的是清林，打带，打柈子等。清林，打带是用镰刀或斧子把枝桠灌木条清理出来，按规定好的宽度放在两边，呈带状，次年春天就能在清过林的地方栽树造林。

打柈子是把山上的站干或枯朽木锯成50—60厘米木段，然后劈成木柈用来取暖做饭。

上海知青对我们林区的这一切都很陌生，看似平常的活，他们做起来却很吃力。

放树，他们不会使锯，让他们去打枝桠和清林;抬木头，他们不会抬，咱们当地知青和老工人都是用的大小肩，他们用大背肩，走起路来特别别扭，有时还会被绊倒。碰到大一点的木头，我们老工人就不让他们抬。

他们毕竟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，刚刚走出校门，才十七、八岁，细皮嫩肉的，在这深山密林里，又是在这极其寒冷冬天，干着这些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对他们来说很不适应。

但他们都有着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 的艰苦奋斗精神，爬冰卧雪不怕苦，茫茫林海献青春。

他们虚心向老工人师傅请教学习，同时还和我们当地知青带相互交流，时间久了，就增进了感情。

上海知青初来乍到林区，对这里的树木不认识，而且对山上的植物也不认识。曾发生过一些笑话：春天造林时，一男知青在路边大便，结束后，没有手纸，（那时没有专卖使用手纸的）顺便薅一把蜇麻子（一种带细毛的野菜）开腚，刚一擦腚沟，就被扎的嗷嗷叫：“哎吆，东北这地方真厉害，草还咬人呢……”这是发生在男知青身上的事。

还有发生在女青年身上有趣的事。咱们林区春天“草爬子”多，她们上山是都把脖颈用纱巾围得严严的，“草爬子”不易爬到里边去。

可是到了夏天虽然很少了，但是还是有。特别是夏天在林子里抚育非常闷热，一些人常把衣服领口打开放风，结果就有“草爬子”乘虚而入。

一天，一位女知青下班后，觉得乳头隐痛，掀开衣服一看是个“草爬子”叮进肉里去了，吓得同事的直叫，她却说那小玩意有啥可怕呢！同事连忙领她去了卫生所找大夫去拔。女大夫说：“这草爬子可真会叮，咋就叮这呢？”那位女知青却说：“可不是呗，吃点肉就行了，还想进去喝点奶呀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！”逗得在场人员哈哈大笑……以致后来在一些人间传谓笑柄。

次年冬天，领导把我调到小工队装车场去捡尺。再后来我和一名上海知青当了集材员，跟拖拉机拉大铁绳捆索带集材。

每天三四点钟上山，困得直迷糊。趟着没膝深的雪，拉铁丝绳、捆锁带、砍道、清林，累的浑身直冒汗。

中午在装车场吃饭，用榛柴杆挑着大饼子在火堆上烤。有时也有大馒头，得用发的细粮票买，细粮少粗粮多，每月的粮票得计划吃，否则就不够吃。

肉和其它副食很少，平常就是土豆，冻大头菜，豆腐汤等。每天天不黑不下班，常常是星星布满天，“月上柳梢头”。

汗水浸透棉衣，浑身凉个透,棉鞋冻得邦邦硬，回来脱下都挺费劲。

饭后躺在床上就睡着，半夜冻醒当“团长”，清晨再困也不能耽误上班……黄金季节搞会战，元旦春节加点干。

抓革命促生产，大年三十多贡献！上海知青想家泪绵绵，我也陪着泪潸然……

上海知青喜欢吃大米饭,而我们林区这里大米很少。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，无论是吃的住的都无法和上海比。那时粮食是凭票供应，粗粮多细粮少。

面粉、大米每人每月15斤，每月也只能吃几顿大米饭。吃肉的时候也少，节日时才能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饺子。开始他们很不习惯，但没办法也得将就，当时就是那样的生活条件。

那时我家离林场很近，晚上一些上海知青常到我家去玩。他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，都是十八.九岁。有时我请她们到我家，给她们做点好吃的。

那时，林场没有商店，想要买点副食下顿馆子解解馋，或看场电影，都得下山到几十公里外的翠峦小镇去。没有客车，山上山下交通极不方便。

我们去翠峦办事大多是骑自行车，冬天路滑，我们坐运材车去。他们初来咋到不认识司机，司机也不愿拉。遇上好说话的司机还可以，否则他们要去翠峦镇上一次很不容易。

后来时间长了，我们帮他们去截运材车。那时林场不放假，每人每月只给两天假，其它时间都得上班。如有特殊情况例外，当时要求是比较严的。

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热闹繁华的大城市，一下子来到我们这辟塞落后的深山林场，这种苦行僧的生活让她们在精神上有点接受不了。

常有女孩子想家流眼泪哭鼻子。特别是那时没啥文娱活动，精神生活枯燥，没有报纸、没有电视，每月能看一场电影。夏天在球场上映，冬天在大食堂放映，看一场电影让我们高兴好多天。

那时是天天搞“抓革命促生产”春节不放假，直到后些年春节才放假，她们高兴的回家过年。

归来时他们都带了好多东西，大多是吃的，也是我们山里孩子没见过的。有各种糕点，巧克力糖果、蚕豆、等，特别是那“大白兔奶糖”又香又甜。

还带回一些衣服，是我们没见过的的确良、涤卡等，当时和我最好的小谢还送了我一件红格的确良衬衫，我一再拒绝，她都流了眼泪我才肯收下。因为那时买衣服是要用布票的，每人发的布票是有限的，我哪能轻易的收人家这样厚重的礼物呢？穿着那清凉、漂亮、舒服的确良衬衫，真的让我非常感动。

也许是她想到我常带她到家里去，有时在我家吃点便饭的缘故，想作为回报吧。她这样做真的叫我过意不去。再就是我俩有着共同的爱好——读书，相处的很好。

她常向我借书，我俩常在一起谈论读书、人生、理想，常常议论到深夜……

1975年后，上海知青陆续返城，我和一些知青合影留念。其中有几位知青赠送照片于我，都是黑白的，照很漂亮。

她们回到上海后还经常给我来信，我也给他们回信问候。谢建娥我俩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她走后多年。再后来我们都忙着各自的事，信逐渐的少了，我也嫁到别的山场工作，从而没了联系。

她们名字我现在只记住了三个：谢建娥、段连英、贾玲。其她人的名字已记不清了。

她们的照片前些年我还一直保存着，后来搬了几次家，遗失了一些东西，当然也包括和知青在一起的老照片。

我几乎找遍家里所有的东西也没能找到，让我很心疼。

现在不知她们的情况怎样，真的很想她们。亲爱的上海知青朋友，你们可否知道，有远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翠峦的知青朋友在想念你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