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二年还故园——恍若隔世的回乡之旅

从16岁离开老家，距今已有42年了。母亲在老家时，寒暑假期我便回去帮助干些农活。自从母亲离开老家，迁到和我同城居住，我已有32年没有回去过了。

从20多岁到年近花甲，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。突然说要回去，从财物、思想、言行上，我在谋划着。

老宅，老人

父母，哥嫂及哥嫂的子孙们已在老家等候。女婿驾车，我与妻、女儿，怀抱着女儿的女儿，经过5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，于傍晚时分进了村。进村之前，我先摘下了已经戴惯了的领带。见了乡亲，扔掉“洋腔”，重新操起记忆中的土话。要让人感觉到，还是“二十年前旧板桥”。

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我从哥嫂居住的新院子赶到我生长的老宅子。新院子盖在了寨子之外。小时候，经常爬高上低的几十米的寨墙、寨壕，那可是比得上《水浒传》中祝家庄的寨子。寨子是一个村子，一个村子近3千口人。我寻觅着心目中的寨墙、寨唇（上到寨墙最高处要经过的台阶）、寨壕——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被挖掉就是被填平了，有的只是平淡无奇的房屋矗在那里。印象中我出生的那个长长的街道，而今还没走几步便就到了头。当年的老街，15个大门错落有致地“一”字排开，最多时曾有近200口人同时居住。眼下我看到的老街，到处生长着野草，门头大部分已经倒塌，不少房屋摇摇欲坠，让人不敢近前。我已认不出哪是我生长的老宅，只好从西往东数：第一家是振喜伯父家，第二家是孟通叔家，第三家是富利哥家……第八家便是我出生的那个家了——我最终确定了下来。临街的房屋连墙壁的影子都看不到了，东厢房已成平地，大门头长方形的“口”字仅剩下一个木框框了——曾经的四合院只有正房和西厢房还在那里望着我。我站在临街房屋的地基上拿出手机让女儿、女婿为我照像，大家又互相照像。看见我们照像，就有人出来了。他叫着我的名字喊“叔”。同时，我也想起了这个当年才几岁的街坊侄子的名字。他说，看着有人在这里照像，他就能猜出是谁来了。这条街道还剩5个人分别住在三个院子里，其余的人家都搬迁到寨子外边居住了。我们的出现让他有些意外，热情地前来攀谈。

32年前，每当我回去，走在街道上，或者接近村子时，便会有人叫着我的名字，问：“回来了？”“才下车？”要不就是，老远我便先称呼对方：“上地里去？”“吃过了？”如今，我走过人群，没有一个认出我来。我主动找出些年纪大的，努力地猜着他们的名字，回想着与他之间的称谓；不一会儿便就有人聚拢过来和我打招呼。我能猜出一个曾经熟悉的人来，双方就会高兴一阵子，多出一些寒暄来。40岁以下的年轻人，30多年前还不到10岁，我会问他们父母的名字。但我一下子无法介绍自己了：我报出我的名字，他们的表情表示无法明白；我不能报出我父亲的名字，并说我是我父亲的孩子。我的父亲童年外出学徒，以后在外地工作，从第一次出远门距今已近70年了。不过，最终我还是有了自己的定位：我的哥哥一直在外工作，我的嫂子在村子的学校当了多年的校长，只要我说出我是我嫂子的弟弟，无论老少就一下就和我拉近了距离，说：“喔！喔！喔！那你可是多年没回来过了。你现在还是在那啥地方来着？”于是，我们就有扯开的话题了。听的比较多的是：“你看着也还不老。”“出去多年，你说话还没变，还是咱家里话。”

我曾经为之骄傲并经常向同事和朋友们炫耀的寨墙、寨唇、寨壕，都被挖掉或填平了。为我 遮寒保暖不辞辛劳的纺花车、织布机，拆下的木头做了别用或者被烧掉了。用现代化手段打出的深井，自来水早通到了各家各户，以前的老井常年不用，恐怕早已干枯；一人搬起来都感到吃力井绳，不知何时已经朽断；辘轳的去向已无人说得清楚。

用“天翻地覆”来形容家乡近几十年来的变化一点都不为过。只是在“翻”“覆”的过程中，把我内心深处最宝贵的一些珍藏也丢掉了。既然是“翻”，既然是“覆”，正如一个饿汉，要突然之间变成米粮满仓，吃喝不愁，不得不有些非正常的手段吧；对已经过去的，再不停地唠叨下去，也于事无补了。

大堂兄，大侄子

我的大伯父有3个儿子，最大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兄，比我长了22岁。我的父辈们关系融洽，母亲与妯娌们也和睦相处。父亲长年在外，有伯父和堂兄们这一大家子，没有谁敢随便欺负我们。大堂兄的大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，他叫我叔，比我还大1岁。多少年来，正是因为他们还在那里，使我对老家的感情才绵绵不断。我的大伯父、大伯母都已故去。当年开朗、豪气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、在村中极有人缘的大堂兄如今已整整80岁了，自从患过脑血管疾病之后，已话语不多，只有我提问时才作答复。大堂兄与大堂嫂单独生活，大堂嫂除了照顾大堂兄的饮食起居，在外做生意的小儿子的儿子在老家上学，也在他们这里吃饭。

在我找大堂兄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侄子聊天时，已是晚上8点多。这时他已睡下。他帮别人挖了一天的树苗，每天100元。我在他的床边坐了20多分钟。他的一个妹妹、三个弟弟，有的在国有企业工作，有的在外做地生意。他的两个儿子、一个姑娘都已成家，各自忙着打工。他身板结实，除了干力气活，他们夫妻还兼管孙子，并照看不时生病的父亲。在我离开家乡时，大侄子前来坐一阵，算是对我的回访。

大堂兄身体不好，有大嫂在身边照看。如需住院治疗，长子可以跑前跑后。他的境况，目前算是好的。

舅父

母亲有兄妹5人，如今我还有一个姨母、两个舅父在老家生活。

二舅父有3个儿子、5个姑娘。两个大儿子都在外省打工，5个姑娘的婆家都在外村。二舅父与还未成家的小儿子在一起生活。脑子得过疾病之后，二舅还认出了我们，就是叫不上名字。我问他还记得我的外祖父也就是他自己的父亲的名字时，他摇了摇头，说不记得了。他说他唯一能叫出的名字，也就是与他整天在一起的小儿子。看身体状况，二舅完全不象已过了80岁生日的人。他穿着高筒雨鞋，挽着长长的衣袖，利索地干着他所据悉的泥瓦活。二舅母摔伤，无法行走，长期躺在床上。她轮流着在几个子女家里住。她的枕头旁边摆着馒头片类的食物，便盆放在脚后。她脑子清晰，吐字准确，也不见萎靡、憔悴。她说，你们看这日子过的，活又活不好，死又死不了；就等着哪一天没这口气了，算完。她说得很轻松，就好象说着玩，又象说的是别人。我与母亲听得凄凉，也挑一些话语来劝慰她，并引开话题以便脱身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所能够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，或者就是没有。

大舅母去世已有30多年了，88岁的大舅父，他在儿子、姑娘家各住半个月。大舅父为人和气、善良、风趣，关爱弟妹，对父母极为孝顺。我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母亲因治疗疾病到父亲所在的工作地去了几个月。这几个月我就到外祖母家里去上学，也是我与大舅父相处较久的一短时光。他所讲的好玩的故事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并经常讲给要我讲故事的人听。看过的书上，多少故事都忘了，唯独少年时的记忆是那样久远，好象那是沙底的沉金，我压箱的宝贝。

今年春节前夜的9点刚过，也就是家家正看联欢晚会的时候，我从父母那里要来了大舅家的座机号码。电话接通，那头说：“我已躺下了。他们都没有在家。”虽然几十年从没有打过电话，我还是听出了大舅的声音。我说：“大舅！大舅！大舅！”那头说：“他们都出去了。”等我继续要说话时，那头说：“我挂了啊！”然后就是传来“嘟嘟嘟”的声响。早听母亲说，大舅耳朵不好使，我没料到是如此“不好使”。想来他仅能听到刺耳的电话铃声，听筒里的话他一句也听不到，不管对方讲了什么，他就象已录好的音一样，讲完他要讲的那几句便挂断。当我与我的孩子讲起这一片断时，孩子捧腹不已，我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在大舅的女儿家里，母亲特意说我是来看他的。大舅红光满面，仍然是已往那喜庆的表情，只是嗓门高了许多。我们要很大的声音他才听得到，他也用大大的声音回答我们，以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听得到。他说，国家的政策好，现在不缺吃，不缺穿，还给老年人零花钱。他还说，只要有人来看他，什么礼品都不要带，仅是聊聊天，那就很让他高兴。孩子们已经在汽车里等候，10多分钟之后，我知道我该走了。我明白了，这了却的是我的心愿，与孩子们没有什么关系。下下一代对上上一代的隔膜，仿佛是几个世纪，那是巨大遥远了的时空。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吧，我宽慰着自己。

大舅父还十分健谈。我小时候，他讲的多，我听得入迷。等我长大了，见了面，多的是他问，我答。他对外面的世界，事事都感到新奇。我对他的探望，除了他是我的长辈，在内心深处他更象是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。我对大舅的亲近，主要是来自于这种语言的交流。

姨母

我最小的三姨母也73岁了。母亲说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初那三年困难时期，那时三姨母还未成家。有一天的下午，三姨母到了我们家里，看我趴在硕大的、圆圆的、厚厚的、冰冷的石磨盘上一动不动，就问母亲我是怎么了。母亲说，没有东西吃，从早晨开始我就一直趴在那里。三姨母说，那她把我带回去吧。母亲当然同意。一个3岁或4岁的我，那时三姨母也一定饿得瘦弱，要抱着或背着走上8里多的路程到达外祖母的家，这8里多的路程不知她是怎么走完的，母亲没有说起过，我长大之后也从未问起过。母亲说，如果不是三姨母带走，恐怕我熬不过那一天，也许就会饿死的。从我懂事开始，母亲就说起这些。我记住了三姨母是给我第二次生命的人，我暗自下决心要报答。直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承诺过，甚至没有向任何人说出过。自从参加工作以来，每年临近春节，我都会通过邮局表达我的心意，30多年了，未有过间断。这个中的缘由也许只有我一人能知晓。时至今日，城乡之间，时移势易，三姨母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，我的帮助已微不足道，通过邮局传递就完全成了一种心中的仪式，是我自己与自己的一场对话。古人所谓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，那种“涌泉”大概可以形成瀑布吧，于我而言，实在是惭愧得很，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。

三姨母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因一次意外落下癫痫。经过外祖父母的四处求医，得到一个小偏方治愈了。等到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后，旧病又复发了。此后，时轻时重，这种顽疾就一直伴随着她。疾病发作时毫无征兆，闲不住的她，曾经从梯子上掉下来，摔得鼻青脸肿；曾经在做饭时，手蘸到了满是开水的锅里，为了防止感染，医生已作出截肢的决定了。推想这些场景，我的心现在都还在发颤。

三姨父去世已经有好几年了。得了不治之症之后，由于经济条件，也为了照顾方便，三姨夫从市中心医院转到了县医院。此时的他活下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，他自己是想在中心医院治疗的。接下来，从县医院转到了镇卫生院。最后，从镇卫生院又回到了家里。在家里，孩子们便学着医护人员的样子为他打针，一直到去世。

三姨夫离世之后，与子女们生活过一段时间后，三姨母还是更愿意一个人生活。这天下午我们一行到达姨母家门口时，已是走的第三家亲戚，天色已晚。只有我和母亲进了院子，把礼物放下，打了招呼就往外走。姨母送我们到门口，汽车未熄火，已在等候着了。几十年的时间，闪电般地就这样过去了。犹如在32年与匆匆一瞬之间，摆了一个等号，让人奈何不得。（利祥）

感慨

我曾想，如果把老家的寨墙、寨唇、寨壕、纺花车、织布机、老井、井绳、辘轳都保存下来，再加上碾子、磙子（碌碡）、石磨、囤子(接雨水的水窖)、坡池（水塘）、茅厕（老式厕所）、干农活用的三子扒子……那简直就是中原地区民俗博物馆——但一切都失去了并继续在失去，想起都令人心焦却无奈。我和我的祖先以及我孩子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，我现在已经很难拿出实物给我的孩子讲得清楚。

高速公路有个路口就是以我们的村子命名的，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前。一层的平房已很少见；偶尔摆在那里的一层，主人家也准备往高处续盖。几万、几十万的小汽车，有的家庭不止一辆。或许是年龄的缘故吧，对有钱，有权，还是有什么，我已经很难会倾心去羡慕了。我非衣锦还乡，当然也不是穷困潦倒，走投无路。家乡于我，我的名字，饭后或偶有提及者。这本是一个常人的分量。我与家乡，却远没有这么轻松。

我从家乡回来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的几位亲人，总在我的脑海里，时时抓着我的心。他们如同长在我身上某处的血淋淋的伤口，久久不能愈合。劳累了一天的骡子，会跪下前腿，伏下身子，躺在地上打个滚，站起来，抖一抖，既解乏又甩掉皮毛上的尘土使自己舒服一些。 对我的亲人，我不能有所帮助，我能象骡子那样，抖一抖，使自己稍微轻松一些吗？

在这次回老家之前，我曾想，找个饭馆，由我做东，请亲人们坐一坐，叙个旧，表个情。事后看，这已成了奢望。对年事已高、体弱多病、分散居住在多个村子里的亲人，我无法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了。而且，探望就那样匆匆，遑论其他。无论从时间上，还是从身份上，我都不再能左右自己，倒是哥嫂一家请我们到了一次农家乐。

没有能够与几位亲人一对一地、从容不迫、漫无边际地交谈，从这个方面讲，这次回去的意义算是聊胜于无吧。

家乡已不是我想象中的家乡，我也身不由己地跟着家乡在改变。再细细想想，我的家乡也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只是我对家乡久违了。

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也不习惯于怨天尤人。我宽慰着自己，无论什么事情总要有一个过程。问题积累得多了，呼吁的人多了，国家有能力了，一切都会改变的吧。

每当苦闷时，我经常会朝着已经过去的30年、40年往回看，总能从中找出希望；然后再往前遥望即将到来的30年、40年，我就仿佛听到了历史车轮巨大的轰鸣声，也深信没有谁能够阻挡这强大的滚滚洪流。于是，便欣欣然。